文艺界的人都知道，《红色娘子军》剧团比起《智取威虎山》剧组来，其骄横跋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智取威虎山》有于会泳，他已经是比较难对付的一个角色，简直骄傲极了，自以为作曲有才华，受到江青的青睐，就目空一切，成了《智取威虎山》剧组里一手遮天的人物。那么，《红色娘子军》舞剧团里的刘庆棠就可以用“骄狂”来形容，闻名整个文艺界乃至文化系统。一段时间，他的权势随着“洪常青”的形象而炙手可热。
“洪常青”这是舞台上英雄的形象，演员不仅要有阳刚、健美的气质，还要有较高的舞蹈技巧。最初，刘庆棠被选定扮演“党代表洪常青”，主要是因为他的舞蹈水平不错。他在50年代曾经跟苏联舞蹈专家学习过芭蕾舞，吸收了“天鹅湖”故乡的优美舞姿，他的芭蕾舞水平大有长进。当时，在国内跳民族舞蹈的优秀演员还是不少的，但是跳“洋舞”的演员就凤毛麟角为数不多了。
1963年底，中央芭蕾舞剧团根据毛泽东有关文艺工作的两个指示，组织改编创作了《红色娘子军》，那时刘庆棠正好年轻，相貌也不错，再说现代芭蕾舞蹈又是一台政治加艺术的重头戏。尽管许多人都争取这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但是都因诸多的原因（包括舞蹈水平、形象和出身）而没有成功。角逐中，并不起眼的刘庆棠却一鸣惊人夺得了主角的位置。为了演好“党代表”这个角色，他苦练基本功，的确流了许多的汗水，因为他那时还是无名小卒，头脑还清醒，知道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后来的他在充满权欲和名利争夺的大潮中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他的双足开始不能满足在一个舞台上跳跃了，各种机遇随着舞台外延的扩大而增多，他的思想也随之“深远”起来，他在充满权势诱惑的天地里开始思考：追求艺术是终身的归属还是作为归属的手段？
我们现在无法考证他当初涉足政治旋涡的动机。他开始的本意是不是想追逐政治浪潮，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还是身不由己卷进了政治旋涡？或许他直到判刑时还不知道自己的罪行在哪里。在十个“样板戏”里，都有主角，而这些主角大多数也是江青挑选或者首肯的，但是他们基本都没有违背自己的艺术良心，没有卷入政治旋涡中去。“四人帮”倒台后，他们仍然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耕耘收获。“文革”中第一个走上银幕的英雄“杨子荣”——童祥苓，无论是观众对他的熟悉程度还是他以前显赫的京剧生涯，都比刘庆棠强，但是，他却没有受到江青额外的青睐，这是为什么？还有和刘庆棠同台献艺，深得观众喜爱的“吴琼花”不仅受到他的排挤，而且还受到江青的冷落。“李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演“样板戏”期间，她拒绝了江青奉送给她的“党员”称号，不是她不需要政治荣誉，而是她知道政治荣誉的背后是不光彩的交易。
善于察言观色的刘庆棠很快被江青指定为文化组成员和文化组创作领导小组成员。
他的政治地位日益显赫，在政治地位高于他的艺术地位时，他就开始充当中央芭蕾舞剧团的代言人。只要有一点不顺心或是不随他意的事情，马上就会兴师问罪，乱打棍子。
1970年元旦，舞剧团为庆贺节日，自己搞了个联欢活动，因为没有通过刘庆棠，这可触犯了至高无上的“尊严”。他惟一的法宝就是江青这张王牌，他知道怎样激将江青的敏感神经。他到江青那里，不是说舞剧团的人怎样目中无刘庆棠本人，而是说舞剧团的人对“样板戏”不满，发泄私愤，搞所谓的联欢活动，实质上是针对江青同志的。江青正好是个偏听偏信，听不得反对意见的人，有这么严重的事情，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了！立即指示追查是谁的主意，抓起来审查。一时间，舞剧团犹如白色恐怖笼罩，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生怕走路睡觉都抱个灾祸回来，因为灾祸随时跟在你的屁股后面，躲都躲不掉。经这一折腾，舞剧团以后还真不敢轻举妄动了，但是人们的心里面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刘庆棠在“文革”期间，跟随江青亦步亦趋，做尽了坏事，舞台上的“党代表”，走到台下却另是一种形象，一种截然相反的形象，这种形象更能引起人们的不满和仇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刘庆棠便结束了他4个多月的文化部副部长的岁月，开始了长达17年之久的铁窗生涯。如果算算日历，1993年他应该刑满释放了。
可见一个人的素质、品质也反映了自身道德修养的程度。（摘自《知情者说——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之五，顾保孜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
